5月25日，当朋友们再见到梁晶时，已经是在医院停尸房。赵家驹觉得难以相信。他也是飞越队的成员，跟梁晶既是队友，又是好哥们儿。他们跑过不少比赛，遇到过很多恶劣天气，其中不少是突然而袭的大风大雪，尤其梁晶，更是参加了许多具有极高挑战性的比赛。
飞越队教练魏彪说，梁晶参加过的八百流沙极限赛，全程400公里，海拔超过3000米的赛道大约有60公里，最高海拔4000米以上。“有一天晚上零下10℃左右，梁晶是抱着睡袋睡在露天的。”魏彪说，还有其他温度在0℃以下的比赛，梁晶都穿着短裤和单层冲锋衣在跑。
5月22日，黄河石林山地马拉松百公里越野赛暨乡村振兴健康跑，在景泰黄河石林景区举行（杨生 摄/FOTOE 供图）
飞越队前领队夏丹荔给我们看2019年梁晶参加环富士山超级越野赛（亚洲顶级的越野赛事）的视频，打扮亦是如此，后来在这场比赛中夺冠的向付召则只穿了一件无袖背心。“在外行人看来，选手可能穿得很少，冲锋衣很薄，可梁晶的冲锋衣是特殊材料定制的，非常贵。”赵家驹说。在他看来，对于这场黄河石林越野赛，梁晶已经表现得足够重视。“我已经许多年没有看见他戴帽子比赛了。”
21个生命的消逝在人们的心头打上了无数的问号。黄河石林山地马拉松百公里越野赛事故发生后，本刊立刻派出记者王珊、李晓洁前往事发当地采访。我们的记者走访了赛道，采访了当地的村民、几位遇难选手的亲友、熟悉赛事组织工作的人员，试图还原更多的细节。我们聊过的人越多，疑问越多。一个深刻的感受是：2009年左右，越野跑文化进入中国。2014年开始，随着马拉松比赛在国内的井喷，很多人慢慢转向越野跑。中国的越野赛在短短的几年内发展势头迅猛，但组织一场越野赛的高度复杂性还远远未被普遍认知。
事故调查还在进行之中，我们期待权威的结论，与此同时，我们也在思考，除了以梁晶为代表的精英选手，还有许多越野爱好者在黄河石林失去了生命。当越来越多的普通人开始尝试户外运动，这意味着什么？我们需要了解什么？
本周，本刊就户外极限运动推出了新一期封面报道《追问极限运动：生命与自由》。除了围绕黄河石林事故的调查和报道，记者张从志调查了越野跑赛事在中国为什么发展得那么快，存在哪些悖论。越野跑的圈子不大，即使这几年经历了指数级的增长，粗略估算下来，国内真正能跑100公里的人也就在10万人上下。从参与者规模上来看，这仍然是一项十足的小众运动。办赛事终究是个商业行为。
资深的越野跑者，赛事总监大宝以玉龙雪山超级越野赛给我们算了一笔账。2019年，他们办最后一届的时候，参赛选手大约450人左右，50公里级别报名费是1280元，30公里级别是980元，这已经是非常高的收费标准了，最后他们收上来的报名费是30万元左右，但赛事的运营成本在80万到100万元之间，也就是还有三分之二的成本需要通过其他收入来覆盖。但因为参赛规模有限，所以赛事本身的商业价值不会太高，赞助商的手笔也不会太大。如果一家公司想通过办比赛来赚大钱，除了吸引更多的参赛选手以外，就只能在争取政府资金和压缩赛事开支上动心思了。
国内不少越野赛都会打上“山地马拉松”或者“超级马拉松”的名号，往往就给人一个错觉：似乎越野赛是一种在山地之间举行的马拉松——本质上，它是一种马拉松运动。这样的误解不仅存在于外行，在很多参加越野赛的选手之间也很普遍。但其实，这是两种截然不同的运动，不只是在技术、场地、赛事组织层面，其面临的风险也是完全不同的。
“马拉松是奥运会项目，它是非常标准化的东西，拷贝复制能力很强，可以完全按照一套逻辑去组织。世界上所有地区的马拉松都是42.195公里，多一米都不行，但是越野跑不一样，因为山和山之间不一样，哪怕同样是100公里的距离，同样是3000米的海拔，只要换了一座山，路线就不同，天气也不一样，不可控的、不确定性的因素很多。”曲丽杰（珊瑚）告诉我。她是国内第一个跑完巨人之旅的女选手，已经有20多年的户外运动经历。
选手和赛事组织者各自应该承担哪些责任和义务、边界在哪里，大家有一些共识，但还很模糊。伤亡事件发生后，赛事往往会走向两个极端。一个极端是把责任都推给选手，认为他们应该知道赛事的风险，既然参与进来，就应该自担责任；另一个极端则是把越野赛办成“保姆型”赛事。“这些赛事会宣扬自己零门槛，完赛率高，全赛道补给，恨不得两三公里就设一个补给站，在那里好吃好喝地招待。”西湖跑山赛组织者罗锡评对这样的比赛很不屑，“我们也有一些参赛选手觉得自己好像是来这里接受服务的，我有时就会建议他们去参加一些国外的比赛。到那里，你就会意识到，在野外，你必须得自己照顾好自己。”
越野跑是一种silence sports，在漫长的山间跋涉，选手面对的不只是复杂的环境，还有自己的内心（穹景体育供图）
记者黄子懿去探访了徒步圈非常有名的鳌太线。走到塘口村村口时，他就撞见了一则寻人启事。一名51岁，来自北京的徒步者，5月21日从鳌山北坡23公里（地名）处入山进行穿越，5月22日与同伴失联。塘口村位于陕西省宝鸡市太白县境内，海拔约1600米，是宝鸡市海拔最高的县域。村子地处秦岭脚下，抬头便是秦岭的主脉之一鳌山，是传统鳌太线穿越的起点。60岁的塘口村四组村民程秀才告诉我们：“尸体昨天才抬下来，十几个村民轮流抬，抬了整整四天。”
为了寻找这位女士，村里先后出动18人上山搜救，当地公安、民间救援队一起出动找寻，直到5月29日才将人找到，当时这位女士已没有生命体征。匆匆赶来的家属寻亲心切，整个救援费花了8万多元，抬尸费就达6万元。抬下山后，尸体被直接送到殡仪馆火化，悲伤的家属拿到亲人的骨灰后，默默离去了。
鳌太线路程艰险，多数时间要在海拔3000米以上的无人无信号区域行走（尚建周 摄/IC photo 供图）
和登山这样有明显风险因素的户外运动相比，徒步似乎是安全的，但实际上，2018年，鳌太线被严令禁止非法穿越，但悲剧仍在不停地上演。作为中国最艰险的户外穿越线路之一，这条线路多年来事故频发、死伤诸多，但这也挡不住驴友们前来探险的征服欲。黄子懿还采访了20多年前首次穿越的那支队伍，后来徒步者遇到的危险他们几乎都遇上了。幸运的是，他们走了出来，不幸的是，他们的经验和教训，并未被后来者充分知晓。
当我们强调户外运动的风险时，并不是在劝说人们远离。在这组封面里，我们讨论了户外运动发展的历史，其中蕴藏的精神和文化，在自我意识觉醒的时代，为什么越来越多的普通人会希望在户外运动中追求自我。
环勃朗峰超级越野赛的赛道围绕勃朗峰，穿越法国、意大利和瑞士，被认为是欧洲最难的越野跑赛事之一。
1953年，法国登山家•赫尔佐格曾为《纽约时报》写过一篇文章，谈到学生时代他第一次攀登阿尔卑斯山的感受：在山上，他发现自己孤独、脆弱，身处险境，却深感振奋。“我确信，那天我感受到的东西非常接近我们所说的幸福。我也相信我之所以会在那样严酷的环境中感到如此幸福，是因为在现代社会所提供的那些有计划、有组织、被简化的幸福并不完整，它们无法满足人的某种天性。”
户外的故事很容易被浪漫化，并赋予神奇的意义。1995年，没有任何户外经历的谢丽尔·斯特雷德踏上了太平洋（3.500， 0.01， 0.29%）屋脊步道。那个时候她的人生一团糟。她曾经是野心勃勃的优等生，志向成为作家，却在一个个卑微的职位之间来回切换，在毒品中醉生梦死；她背叛了爱她的丈夫，成了一名可耻的第三者。她目睹了罹患肺癌的母亲的痛苦。母亲是她生活的支柱，28岁时和家暴成性的父亲离婚，没日没夜地工作，靠自己的爱一手养大几个孩子。现在，谢丽尔却没有办法救她。她看到母亲以一种毕生从未耳闻的方式苦苦乞求一位男护士给她多注射些吗啡，就像一只发疯的狗，却遭到了冷漠的拒绝。
母亲死后，谢丽尔的婚姻也到达了终点。一天，她失魂落魄地在一家户外用品商店里排队等着为一把可折叠铲子付款，偶然在旁边的一个书架上发现了一本书——《太平洋屋脊步道第一辑：加利福尼亚州》：“当时，对我而言，这条步道并不意味着一个崭新的世界，而只是个想法，模糊而奇特，充满了神秘和希望。我用手指在地图上循着它蜿蜒曲折的线条摸索着，心中似有什么东西破土而出。”
登山者在攀爬珠峰顶峰附近的大岩壁“希拉里台阶”
《走出荒野》成为了一本畅销书，让谢丽尔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但事实上，这本书出版的时候，距离徒步已经过去了17年。在这17年里，她戒毒、重新建立亲密关系，有了新的家庭，有了孩子。她无意于神话自己的旅程。这次徒步究竟带来了什么？有一次，奥普拉·温弗里问谢丽尔，这趟旅程教会了你什么？谢丽尔想了想，回答了两个字：接受。“我必须接受时间的事实、里数的事实、人生的事实……我发现一旦接受所有的难题，其他所有的事就会跟着退让几分……伤心难过这些都是人生的一部分。光是体会到这个事实，对我就意义深远。”
然而，所有的意义深远都必须由活着的生命承载和享受。就像意大利登山皇帝梅斯纳尔所说，人们说他伟大时只注意到了那些成功的登顶，却忘了那些成功的下撤。
（三联生活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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